中华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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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近年来举国宣传、推行“身土不二”的口号和运动，其含义实际上是渗透了中华民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思想。我国各地的风味小吃，如包子、饺子、馅饼、馒头、面条、米粉、馄饨、元宵、粽子，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西安的羊肉泡馍、兰州拉面、扬州蛋炒饭、武汉热干面、延吉冷面、天津嘎巴菜、潍坊的朝天锅等，都是供应快捷、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滋味美好的中华民族快餐。不难看出，吃来吃去，最适合中国人健康的，还是我们民族自己的饭菜。1945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时，初到之日的招待晚宴是黄油、面包、牛排等，次日早饭还是西餐。他对秘书说：“吃饭也学美国人，中国人不吃中国饭，我不习惯，你去商量一下，换成中餐。”当改成中餐后，他高兴地说：“对嘛!中国人还是应该吃中国饭的。”这不仅是他生活习惯的反映，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坚持民族膳食结构的深邃的饮食观!1956年，毛泽东在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曾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的烤鸭有特殊性，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当得知美国贵宾对中国的烹饪文化赞赏不已时，毛主席说：“我相信，一个中国菜，一个中药，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中国传统饮食提倡食品种类多样化，提倡含不同营养成分的食物之间的互补。众所周知，“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蔬为充”的膳食结构，具有广杂性、主从性和匹配性。这种膳食结构不仅适合人类消化道的组织结构和人体生理全面营养的需要，有助于人类的健康和种族繁衍；更重要的是能缩短人类食物链，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现有自然资源，提高食物的资源效益。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农业为了增产的单一目标，滥用化肥。这种耗能型的化学农业不仅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每增产一倍粮食投入九倍的化肥)，而且使土壤板结，团粒结构减少，土质遭到破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华民族通过自觉、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积累了一整套中国独有的、维持农业生态系统基本稳定与平衡的理论、方法和措施，建立了以耕、耙、耪、锄为中心，施用农家肥，保持水土，种植绿肥作物，轮作倒茬，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生态农业体系。这比欧洲出现的绿肥与轮作的农业整整早了1200多年。难怪西方有识之士以羡慕的语言赞美中国传统生态农业“是世界上已知的最为惊人的成就之一”。我国传统生态农业使用种类繁多、养分齐全的农家肥料，这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营养丰富，内涵充足，质量上乘。食用大量不同种类的生态食物，这正是中华民族如此聪明智慧的原因之一。
　　祖国医学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有“食饮有节，谨和五味”的至理名言。文中“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等句，指出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单靠药物，必须密切配合饮食调理。古代名医扁鹊也认为，饮食调理是医疗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至宋朝，《太平圣惠方》中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具体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明确了饮食的治疗学意义。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已设有“食治”专篇，收载药用食物154种，分为果实、菜蔬、谷米、鸟兽四类。
　　有不少中药，人们也常当做食品来服用，如枸杞子、首乌粉、冬虫夏草、薏仁、金银花、西洋参等。正是由于食物也是药物，药物也当做食物，食物也有性、味、归经之分，有着良好的食养、食疗的效果，所以，古代医家常把食物的功用、主治与药物等同起来。例如，牛肉作为食品，能补脾胃，益气血，古代医家就把牛肉的功效与中药黄芪画上等号。《韩氏医通》就曾直言：“黄牛肉补气，与绵黄芪同功。”羊肉甘温，益气补虚，名医李东垣认为：“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将羊肉之功与人参并列。近代也有学者将海参、狗肉的功用比做红参，《五杂纷》云：“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曰海参。”
　　中国自古以来的“滋补养生膳”，就是根据人体健康状况，用包括蔬菜、谷物、肉类在内的各种食物补充和调节人体营养的平衡，也就是利用食物具有的药效调整人体健康。中国古代就有“以食代药”的主张，提出了世代传诵的“药补不如食补”的名言，前人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根据食物的性味进行科学搭配，就会成为具有“食养”和“食疗”效果的膳食。在运用“食补”的过程中，对“后天之本”——脾胃的功能也十分重视，尤重保养脾胃之气，如服桂枝汤后“燥热稀粥”，即取其培补汗源(脾胃)之功。又如白虎汤中用粳米，也在于保养胃气。十枣汤中用大枣，同样是取其甘温养胃补中之功。用食品保养胃气的例子还有很多，“食药同源”“凡膳皆药”的理念贯穿在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发挥了重要的健康作用。，中华饮食